王铎、傅山是从明末跨入清初的两位大家。王铎已有意识地感觉到，再走文人士大夫的道路，再追求温文尔雅的趣味，只会使这种趣味越来越狭窄和单薄，所以，他开始追求一种自由的、博大的、非理性的境界。他在作书时非常理性，学米芾学得非常地道。但他已经开始在审美与技巧上采取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并开始寻找许多随机的偶然效果，“涨墨法”就是其中一种。涨墨并无定法，但处理得好会形成强烈对比的块面节奏。王铎在非常理性的技巧中掺入这些非理性，通过统一的技巧基调进行把握，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这显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请大家注意：王铎的涨墨方法，决不是分解的用绘画的方法画出来，不是在做涨墨效果。王铎的涨墨的意义是在于他所有的技巧动作都是连贯的，因而是无法事先安排的，这里面有一个自由挥洒的“写字”与刻意拼凑出来的“做”之间的区别。王铎的伟大是在于他的涨墨同样是反理性的，但却不雷同于徐渭，他牢牢抓住随机的“写”的本质，但却在其中融入了比徐渭还丰富的技巧语汇，因此他可以在徐渭之后仍然拔戟自成一军。
傅山是继王铎之后另一位大家。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反理性，线条挥洒的节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猜出作者的挥写情状和特定的场面。这是一种疯狂的、一泻千里的场面，它体现出中国书法注重挥运之时的魅力。面对一幅工笔画就很难猜出作者作画时的情景来，而中国书法和文人水墨画那种节奏的表现，能为观众带来许多猜测和联想，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傅山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四宁四毋”的审美标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在书法史、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将“宁拙毋巧”与前代书风相比，就会发现，王羲之时代追求的目标是“巧”，原因在于王羲之时代以前，总体格调是“拙”的，当时还达不到“巧”的境界。所以王羲之时代的书法被评为“媚”（这种媚在晋、唐早期是一种赞美词，没有贬意）。从书法发展早期的追求“巧媚”到傅山时期追求“拙丑”，其间包含着风格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变，对我们理解清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亦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当时人的书法心态。比如“宁真率毋安排”，王铎写字用涨墨本来应该是安排，但他却很真率，写到什么地方，任其自然。在清初书法中，我们看到了傅山对于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作了一个宏观的审美总结。其实，傅山的书法理论并不多，只有那么几条，但却比别人的洋洋十几万言更具有说服力。傅山写草书，也写行书和楷书，他反对赵孟頫，其中也不点名地批判了董其昌。他的狂放不羁的草书风格和他对赵孟、董其昌的批判之间是吻合的，符合逻辑的。
我认为，傅山提出的这些新审美要求，对清代碑学起到一种先导作用。傅山虽然与清代碑学没有直接关系，他写的又是草书而不是篆隶书（因为他也是置身于宋元以后的士大夫行列），但他提出的审美标准，却间接成为清代碑学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审美依据。我以为这是傅山在书法史上的历史性贡献。当然，提出这样的联系也许会被认为是牵强，但我们如果从书法审美史的立场出发去看，则会对这种结论表示某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