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有两大潮流，一为碑版，一为简牍。碑版多数是显贵者用以彰功业，纪事功，刻于石，立于显要，以图永存。而简牍或为故有典籍，或为司徒文书，削竹斩木以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之公署。两者不单工具迥异，且用途亦不同。
但是，论书者却罕言简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简犊至近代才大量发现；其二，正统的士大夫书法观颇不以“俗书”为意。实则，简犊的价值有在碑上者，如，它为手书真迹，这便不是刀治的碑版所可比的；再者，简犊多为西汉之物，而碑则以东汉为多，在时代上也早得多。
如同文学一样，汉有赋及乐府之分，前者为士大夫文学，后者为民间文学。两者交辉，互不掩抑。在文学史上这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今天，有谁会鄙薄民间俗文学的乐府呢？汉代碑版，书中之赋是也；简牍，乐府也。试看数达数万片的简犊书，虽随心任手而为，却姿态万千，奇境迭出，实可谓天籁！此如乐府，心有所感，随口而歌，无斧凿雕饰之弊，自如、自由，且自在。
形式上的自由，反映了观念上约束极少；形式上的多样化，说明了观念上的多元。虽然简犊书的抄写者有什么样的书法观，无可察考，但从简书的既成现象看，也可推测他们的书法思想。
清光绪以前，关于简犊的出土，见于载籍者，凡五：
(一）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魏家出土战国魏的竹简书籍七十五种，十余万言（措书·束誓僻）;
(二）齐建元元年（(479年）襄阳楚王家出土竹简书之拷工必十余简；
(三）唐李德裕估怪录》((太平广砂卷三六八引）记居延出土竹简书；
(四）宋邵博貂A氏闻见后黔卷二十七记崇宁（1102年一1106年）初，于甘肃皋兰南之天都山，获后汉章和（87年一88年）年号的木简札；
(五）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和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政和（1111年一1118年）中，陕西出土永初二年（108年）木简。
以上实物今人皆不得见，从研究书法艺术说，因无所凭据，故难论规矩法度。
自19世纪末叶，至1944年间的半个世纪，汉、晋简犊的出土凡八次：
(一）1899年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获晋木简一百廿余枚；
(二）1900年一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古于田废址得晋初木简四十余枚；
(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故垒得两汉至晋木简数百枚；
(四）1908年一1909年，日本西本愿寺、橘瑞超等在古楼兰遗址得晋木简四枚；
(五）1913年一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获汉木简约百五十枚；
(六）1930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得两汉木简约一万枚；
(七）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淖尔得西汉木简七十余枚；
（八）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得汉木简数十枚。
以上所获总数，约为11000枚。从出土地域看，集中于西北，深可痛憾的是，上属文物，多数已流人外国。
1949年以来，各地发现竹木简牍共二十余次，所获数最多的是：1959年9月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东汉傲宇比简牍；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简牍；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简牍；1972年、1973年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的汉代简牍。以上共约万枚。
以上所述，即为201世纪以来汉、晋简牍的出土概况。
1949年以前和以后出土简牍最富的，即1930年内蒙古黑城所获及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所获（7500枚）。但前者已全数流出，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者则一枚未失。
兹以居延简及银雀山简为例，探究其书法观念。
从居延简所署抄写时代看，是起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迄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它是这一百三十余年间西北边役的档案。
银雀山汉简的抄写时代，约值文、景至武帝初期，较居延简为早。
居延位于额济纳河东侧，地处边睡，银雀山在山东临沂，为中土文化腹心之地。这是地域上的差别。
银雀山汉简为典籍，即《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居延简为边役档案。这是内容的差别。
书法风格上，基本接近，只是居延简更为雄悍，点画很夸张，结体也很奇特。这或许是边域强悍风俗影响所致，或者抄写者竟是周边异族的人也未可知。
两地简书在章法上的差别尤大‘银雀山简的简制基本统一，长简全长27.6厘米，宽0.5厘米一9.9厘米，短简全长约18厘米，宽约0.5厘米，所以是单简独行，直书，每简字数出人不大。居延简简制复杂，从一行至六行者均有，少数简竟为横式，行三至四字，一简竟为三十二行。一些直行书写的，上端为一至二、三行，下端仅一行，或与此相反，上少下多。多数简文字排列整齐，而少数简则错落纷布，墨色浓淡不一，笔画交错，宛若咒符，整体效果诡奇、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