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宗命王著镂刻古先帝名贤墨迹，总为《淳化阁帖》后，翻刻摹临者接踵，于是帖学大兴。从此，八百年间，碑学、帖学之争不息。碑、帖之别，简言之，摹他书而刻，谓之帖；刻人所亲书者，谓之碑。王著本不长于书道，且所摹之二王书，已属赝品，精神荡佚殆尽。王虚舟《停化阁帖>考证》，论之最详，而清人攻之最力。阮元《研经室集》云：“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
而褒之者，又称其泽被海内。《松雪斋文集·阁帖跋》云：“自太宗刻此帖，转相传刻，遂遍天下。……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近人张彦生先生，持论最为客观、公允。在所撰《善本碑帖录》中，评称：“阁帖世称帖祖，但缺点多，排次乱。最明显的是第五卷李斯书，实为唐李阳冰裴公碑。又，唐宋澹有书名，却排列在隋前。历代评者多品评真伪，多所批评。其优点又为后世所称赞。以前刻帖无可信者，此刻为汇帖之祖。其中有前人遗留下的古文翰札，也有历史参考价值。至今得宋刻、重刻佳本，如获至宝。”
明末、清初，是书法美学思想的又一大转变时期。当时学者，为改风易趣，开拓新的生路，多对笼罩中国书坛五六百年的帖学力加攻击，其后，以阮元及其后继者的康有为最为不留余地。
在极注重渊源、真伪的书坛，阁帖的缺陷确如攻击者所言。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书法审美思想的歧异。《淳化阁帖》十卷，分为：一，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历代名臣法帖；五，诸家古法书；六、七、八，王羲之书；九、十，王献之书。共计一百零五人。
阁帖刻成拓出后，即分赐王公大臣。
由此可见，从人帖到分赐的整个过程，都是尊皇室之意而为的，这是一种宫廷的选择标准，也就是以皇室宫廷重臣的趣味去左右取舍的。所以，民间“俗书”，当然被拒之局外。如此，魏、齐书法岂能与帝王名臣书法并存卷册？但因阁帖出，中国书法因所宗所本的歧异，而流派昭然。
如阮元所云，“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代书法，虽不乏贵胃显宦，但多诗家性，此在前节已述，故“意态挥洒”，实为本心流露。唐前高手，多为重臣，尤以唐初四家及中唐鲁公等为代表，作书多庄肃。更上推之，汉魏碑石，以古文字之篆隶通行，纸张之未发明，处中古以上，臣民多具侠义之风，故发而为书，自走“方严”一路。此皆时代使然，而非一人一时的偶为。帖学的兴起，是李世民重右军书所酿成的必然，故《淳化阁帖》十卷而二王居半，王书的儒雅潇洒，正是皇室所崇羡的风格。
宋人学书，有舍远择近之习。如米芾《书史》、杨万里《诚斋·诗话》所云，蔡襄贵，则士庶皆学蔡；王安石作相，士庶又习王；南渡后，高宗初学山谷，天下a然学黄；后高宗作米字，天下翁然学莆书；最后又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称盛一时。这是宋人“越时贵书”的流俗。如画之有院体，书亦然。陈樵《负暄野录》:“今中都习书浩敦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著即王著，摹刻《淳化阁帖》者，即其人。王著书本不佳，唯因太宗垂示，令其摹刻，其书遂为南宋中都士俗所慕，从此，可见南宋一般流俗的趣味了。宋朝的大手笔，都出在北宋，南宋则很寂寞，这与择师关系很大。一般而论，南宋干禄气习太重，无北宋诸大师那样潇洒的襟胸、超迈的精神，故不能产生一代宗师以垂誉百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