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的基本要求，书法美的主要表现是“遒媚”、“浑深”，“不坠轻靡”。王羲之书之所以被其充分肯定，就在于其书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仅从黄道周的沦述看：唐以前他没有提，因为六朝人基本上是遵守王书风范的。虞世南、褚遂良而下，就开始偏离这种风范，“逞奇露艳”，笔意强调法度，着重形姿的“奇”、“艳”。颜柳出，铺毫展笔，筋骨毕显，俨如挥戈舞锥，缺少变化，了无蕴涵，统统失去了晋书的韵度。五代，他没有提，在他看来宋人也是不尚右军笔法，只求抒发个人情志。这种态度，直可与“今人大轻松雪”相提并论，“俱是淫道，未能言诊”。从这些话看来，似乎他心目中只有晋人。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其书法状况，就不难发现：他的认识显然有不同于时人的特点，他虽然极讲求个人的品德修养，却并不简单地从“人品即书品”观出发，否定赵松雪“娇媚无骨”。他确实崇王，但却重视“遒媚”、“浑深”的审美效果，并不学其形势技法。从其言论中可以看出，其时已远非明初，“今人大轻松雪”了。时人的审美心理变了。他没有看到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通以“才资不逮，乃低前人以为软美”视之，这固然是其主观片面，但却反映出他一个坚定的美学信息：“遒媚”、“浑深”在王羲之的时代讲，在其所处的时代也需讲的。他认为：不能用“软美”对赵书全盘否定，他终究是晋唐法度的集大成者，书者把握住“遒媚”、“浑深”的审美追求，赵书还是可以学的。宋元以来，除了米带，没有人全面否定唐人法书，即使在黄道周说话的当时，唐人（当然包括虞、褚）的书艺仍然是人们心目中认为难以企及的值得学习的典范。他对唐以下这样全盘否定，其基本意思既不是在人们“大轻松雪”之时，他要力挽狂澜，也不是如人们所说赵书“软美”无骨，完全学不得了。他的话实际很清楚：“宋人不尚右军”与“今人大轻松雪”，都绝对了，“未能言诊”，有片面性。片面看间题，偏学，就是“淫道”。也就是说，他主张全面看问题，从精神上学古人。
我们从其所说“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以浑深，不坠轻靡”的观点看，他是力主“工力”和“神采”统一的。他所指的“遒媚”，并非一种具体风格，而是指书法艺术创造的基本要求、原理。“遒”实指力度、气势、功夫。任何时候，字总是要讲功夫的，作为生命意识对象化的书法形象，必须具备可感的力度、气势。正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形象，就更讲求生命的神采。这就是他所称的“媚”，而其更具体的书法审美理想则是“浑深”—这是很反映其性格特征的：这种以浑深为美，与其作为儒家的政治家和学问家的人格品性观是有联系的。我们民族本来就不喜为人轻靡、品德浅薄的人。重人格精神的内涵，反映在书法美学观上，也决不以轻靡之态为美。直到今天，这种审美观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书法也正体现了这种审美形态的追求，刚健婀娜，质朴自然，不坠俗格。
由以仁分析看，黄道周的书论并非从技法的层次上谈问题，而是针对其时人们的书学思想倾向的片面性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