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本来是古代书法由汉隶向楷、行书体演化的一个过渡书体，上承魏晋时期的原始演化，下启六朝后期的楷、行诸体日渐独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更替，也成为一种象八分、章草一样相对独立的一代书法艺术。
东汉时期，隶书笔法已逐渐变异。由五凤二年刻石以前的汉隶笔法渐趋八分隶体，过去书体扁平，横画起伏，竖画斜欹，微生波磔，形成左右分背之势的八分风格。本来这种变化可直达楷、行等新书体的诞生。但书法的发展象其它艺术一样，也有着曲折。八分发展到汉末三国时期，一方面有向楷体进化的趋向，一方面又回复到前期的方正之势，波磔由放纵而改为收敛，如汉末的“石经碑”、“谯敏碑”等等。这是文化意识整体固有的波动特点。不过，这种波动本身也有着发展进化的内在痕迹，一如某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呈螺旋进展之势，而每一次进展看似历史的复兴，实则新事物的萌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产生了继承古典风格又簇新独备的绘画、音乐、建筑艺术；唐代的古文运动在呼吁学习先秦古文的同时，实际上却创造了有唐以来的文学新成果。书法在三国时期的复古状态也同样地孕含着新的书体发达的步调。譬如钟繇的楷书笔意，其实完全脱胎于汉隶，仍是隶书速写的变形，是章草与八分的继续，然而，这种复古承古的书法又蕴育着时代的演化与创新，其趋向楷化的意识直接启绪了南北朝魏碑的进一步拓展，也启发了王氏代表的一代新书体的诞生。
其实，这种创新往往又在之前已有痕迹。汉末至魏的隶书，多使用逆笔，所用的毛笔也多是硬毫，如运笔有画，必先自左将笔势突进作成尖锐棱角，于停顿转折之处，微呈波磔之势。与之同时的草率书体则没有这种笔法，如作横画，落笔便过；倘用新笔，始见尖锋；用秃笔，则如后世藏锋之状。楷书、草书的起笔，就不用逆笔取势。从敦煌汉简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不同变化。书法因为书写工具和书写意识的进步，也必然有整体风格的进步。可以这么说，汉末三国时期以钟繇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是一种逐渐自觉的新书体创造意识的表现，为后来的魏碑打下了基础。
然而，较可惜的是，魏碑由于刻石的特点和时代的因素，并没有形成楷书，而停留在近似楷书又不同于楷书，因而也独备一体的成就水平上。倒是行、楷之类，借王氏为代表的书法家由章草和钟繇的发展成就中继续粹炼，而成为真正独立的新书体。
一、魏碑产生的社会背景
文化的繁荣，往往也是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反而促发了文化的兴盛，其原因一如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汉以来，社会统一、文艺继续繁荣的要求日益壮大，尤其怫学的昌盛，使人们心理上因战乱、地域纷争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思想、艺术等文化心态在相对安宁的一定社会地域间得到了拓展伸延。秦汉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艺术得以大发展；到了南北朝，似乎这种发展已不可遏止。于是，在百家争鸣中必然造成文艺的复兴，必然导致社会统一后更大的文艺繁荣和发展。这已是历史发展的定势。
汉代佛学由印度传入中国，很快在表面的纷争中与儒、道、法家哲学，尤其是汉以来确立的儒家思想交融一体。由于汉代的尊儒，秦代的尚法，使道家与佛学在行政干预中争得社会一定心理上普遍承认的同时而备感压抑。到了魏晋南北朝，旧有的行政压抑因为战争而解脱，新的行政手段又因为战争难以强化，佛、道之学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便勃然兴盛。
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清代曾有人追索统计称：当时碑碣不下九万六千三百六十之数。其实，据史籍考证，这个数还只是保留统计，并非当时规模。《洛阳伽蓝记》及《国史补》中载：唐代以前的碑碣留存超过九万之数一倍还多。据史载，当时屡有禁止立碑的举措。魏晋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专门下过禁碑令，禁碑令中说：碑碣“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到晋代也一再禁碑。所以，这一时期的南方碑碣留存较少，史书记载的数百种，后世仅余数十碑。许多碑碣被当做建筑材料，用于筑城备战、修路架桥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王羲之等人的书法刻石也因此很少。然而，这种情况因为战争难以持续，加上汉代以来风气已成，或颂官吏功德，或纪祖父生平，或尚道好怫以博虚荣，已成社会风尚习性。北方地区在晋代南渡之后，政令所不能及，自然碑帖盛行；南方在魏三国时期，也非曹氏可约束，当然也一度兴盛。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拓跋氏建魏，一统黄河流域，前后一百五十年，尊佛尚道，从行政上给予刻立碑碣极大鼓励，一度佛寺遍天下，碑碣无数。纵括六朝，佛学给书法提供了艺术、开放、宽松的氛围和发展空间，形成了一种与汉以前民风朴实、经济较落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龙门二十品”等许多刻石书法由此而起，为魏碑书法和楷、行、草的纸绢书写营造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大背景。
于是，书法中出现了“魏碑”这一特殊的书法碑体，也出现了千古一奇的书法名家群体代表王氏父子，更使汉以来尤其是东汉造纸术发明以来，书写工具的发达以及因之而强化的书体变化可能性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魏碑考索
晋代楷书刻石较少，大多魏碑遗存是南北朝时代的。但晋代碑刻书法水平很高，所以并拢归述。
（一）晋代刻石
晋代前后刻石遗存以南北三通碑碣最为珍贵。一是“广武将军碑”，是前秦符氏建元四年（公元三七四年）所刻，在北方。书体为隶，点画颇有奇趣。一是“爨宝子碑”，为晋安帝元兴元年刻石，碑额题有“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碑”字样，宝子，是其姓名。一是“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同时或先后，都在云南，并称“二爨”。因地处偏荒，两千年少人发现。康有为见后，称其为“古今楷法第一”，推崇备至。“二爨”是典型的魏碑代表作品，已很近于楷书。
（二）“大岱华岳庙碑”和“嵩高灵庙碑”。
“大岱碑”是魏碑最初的作品，比“爨龙颜碑”还要早四十年，是楷法整齐严格的魏碑。唐代欧阳询楷书，大概即由此碑发展演化而来。“嵩岳灵庙碑”，字体上与“大岱碑”相似，但笔法上较放纵，不如前者“岱碑”的楷法整齐。
（三）“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是对洛阳龙门山崖佛像刻石书法的总称。大致包括汉代之后，北魏以来许多刻石，都是“龙门造像记”式的记录，约数千种之多。清乾隆以后，始被人注重。其书法风格因非一时一人所书，自然各异。但总体上则险峻劲拔，锋芒森森，成为刻石书法的珍品。其中有南北朝时代很多刻石，大致也代表了魏碑的总体风格。“龙门二十品”也是汉以来古代书法的发展走廊，在史学、佛学和书法学等领域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四）云峰山四十二种刻石。
这是魏碑中最有蕴藉风趣者，都是郑道昭父子的遗迹。郑氏父子是六朝书法流传最多的。大部分题刻遍布山东莱州云峰山。最著名的是“郑氏上下碑”。
“上下碑”，每碑多者一千五百余字，均刻于天然岩石上。过去，因为莱州地处僻远，少人知之。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没收集。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唐代以后，崇拜王羲之为“书圣”；北宋“淳化阁帖”又专取江南媚妩字体，许多学书法的多临摹仿效，将北魏一代险劲的书法视为左道旁门，很少习之者。这样，“云峰山四十二刻石”历经千百年风雨，免受后人拓印摹仿之灾厄，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清代前后，一度有反对“帖学”的风气，许多人开始搜集珍奇新颖的书法留存。包世臣偶至山东，遍游各山，终于将云峰山摩崖刻石也收入他的《历下书谈》中，惊喜发现之中视为妙迹，谓：“‘痊鹤铭’仅数十字，且字形多已剥蚀不清，无以见古人之笔法；“兰亭序”自唐代以来，几经覆刻，真象不能窥；即唐代之书，亦皆漫游殆尽，惟北魏郑道昭之几种刻石，以地处僻远，幸免拓拓，尚能锋芒毕露，得窥古人之笔意，至其姿势之圆劲遒美，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各种兼备”。极力宣传天下，一时清代书法界将郑道昭的书法推到王羲之之上。
（五）“崔敬邑”与“刁遵”墓志。
这是与郑道昭书法相反风格的两道碑刻。二碑刻于同时，书法酷似。在魏碑北方石刻普遍狞猛险劲之中，独这二碑方圆兼备，是六朝书法中最雅健的书体。清代包世臣的书法受其影响颇深。近代发现的“元显隽墓志”书法风格与之相同，只是笔法中稍觉锋芒现露。
（六）“张猛龙碑”和“贾思伯碑”等碑帖。
这是介于龙门二十品中北魏书法和“崔敬邑”、“刁遵”墓志之间的书法刻石。有“李超”、“根法师”、“鞠彦云”、“温泉颂”等碑。笔法均以简练著称，字体稍为耸肩。
这种风格的碑还有“李壁”、“李谋”、“司马元奇”、“司马景和妻”、“高庆”、“高贞”、“敬史君碑”等。其中，“敬史君碑”稳健和整，带有篆笔之势，是唐代初期楷法的先河。
（七）“凝禅寺三级浮图碑”等奇特碑刻。
这种碑有两种。一种是“浮图碑”和“李仲漩碑”，碑额为缓篆，即篆书的变体，奇诡异常；尤其是李碑，篆、隶、楷书各体字交叉而出，颇为有名，说明六朝碑刻文字中，各体混用者很普遍。另一种是“陇东王感孝颂”，和晋代“广武将军碑”相类似，是隶书体。但是其隶体既非汉隶，又非魏、晋隶书，更不同于唐代隶书。字体瘦削，显然是以楷法做隶书。
“凝禅寺三级浮图碑”是日本许多碑额都多用鸟首之象的始源。
（八）“金刚经”等摩崖石刻。
南北朝刻石大部分集中在龙门山以外的泰山、徂徕山、冈山、尖山、葛山、水牛山、小铁山等处。峰峦豁谷之中，或绝壁，或洞窟，或浅水岩底，或岩穴洼处，都有无数摩崖刻石。虽近百年来搜索殆尽，六朝刻石开始被注重，但许多隐匿之处，免去风雨剥蚀保存完好的，恐怕还有不少。这些刻石多是楷法中渗透以隶体之势。最著名的有几处。
其一，泰山“金刚经”刻石。后人推为楷书模范。其完整无缺者尚有九百八十字。每字径大一尺二三寸，甚至一尺七八寸。
其二，徂徕山刻石。徂徕县令王子椿有署名，时在北齐武平四年（公元五七三年）。其它刻石没有署名。全是摩崖楷法魏碑，大者字体径达二三尺，小者字体也有一尺左右。
其三，北周“匡哲刻经颂”。字径七寸余，刻石额题两字更大，约三尺一寸。在山东葛山的摩崖石刻中，率美而大，便于拓推摹印。此外，北周一朝的字，葛山也有。
其四，水牛山“文殊般若碑”等刻石。大致有“经石峪”、“尖山摩崖”等碑刻及摩崖刻石。清包世臣认为“般若碑”是西晋刻石佳作。赵之谦则认为此碑为隋代刻石。“文殊般若碑”刻名字体径达一寸五六分，约三百个字。后世有认为是钟繇或王羲之的书法，较近楷体，茂密俊逸、浑厚雄整，较徂徕山刻石之写经大字，另有一番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