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碑刻的格局，曹魏地处中原，为直接汉代正统徐绪。东吴则位于长江以南，其碑刻奇诡雄肆，既有汉代的影响，又有东土作风，与曹魏不同，新旧相杂，丰富多彩；汉蜀碑刻罕见，置而不论。
曹魏碑刻中，最著名的是《上尊号碑》与《受禅表碑》。《上尊号碑》全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魏黄初元年（220)刻石，《受禅表碑》亦为同年刻石。二碑均为曹不称帝时所立，现存河南繁城镇（临颖南三十里）汉献帝庙中。此二碑是典型的庙堂风格，书体方正端庄，稳健的结体中，多少还存留着东汉隶书的情趣，与东汉末年熹平石经风格相近。后世因此二碑出于宫廷，故对其书者多有猜测，如认为是梁鹊书、铺舔书等。虽无确切证据，但出自当时名家之手则是完全可能的。清翁方纲认为“二碑实出一手书，盖纯取方整，开唐隶之渐矣”。。所谓开唐隶之渐，实指其圭角显露，将汉隶起笔之“蚕头”变为“折刀头法”，收笔则波碟锋锐，已失去汉碑蕴藉含蓄之势。作为魏晋时的分书碑刻，此二碑实开风气之先。
与上述二碑同调的曹魏刻石，还有《孔羡碑》(220)、((曹真碑》(约231年后）、《范式碑》(235)与《王基碑》(261)。洪适《隶释》在评述《孔羡碑》时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评价甚高。《范式碑》则早在唐代就已受青睐。李嗣真《书后品》评曰：“风华艳丽。古今冠绝”。现观此碑似较《孔羡》《曹真》朴厚苍茫，清翁方纲评云：“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淳厚。”与唐人眼中的“艳丽”决然不同。这只能说明唐代时此碑字口尚锋锐清晰，而至清时石已风蚀了。杨守敬在评论《曹真碑》时说：“至其隶法，上承《百石卒史》，下开《王基碑》，唐代韩、梁、卢、蔡皆脱于此：。说明了唐隶的源头。至于康有为评《曹真嘲云：“体格甚高，有翎细娜意。”则似有虚妄拔高之嫌了。从《曹真》《王基》观察，当时的分书用笔中，起笔的“折刀头法”，已成一种时尚。这种用笔模式使得分书的意味大大降低，转而注重锋芒的呈露，点、掠笔、波挑追求妍美的装饰趣味。却透露出接近楷书的笔法与审美取向。这正是后世评论家认为这些石刻开启唐隶的原因，也难怪唐代的李嗣真如此不惜赞美之辞，审美观不同，判断标准当然也随之不同。
此外，曹魏黄初五年（224)立石的《黄初残碑》值得一提，其风格在汉《曹全碑》与《刘熊碑》之间，古健而丰腆，无《受禅碑》《曹真碑》的馆阁气与妍美的轻桃用笔。在曹魏时期如果称《曹真碑》为今妍的话，《黄初残碑》可视为古质了。
在曹魏石刻中，《正始石经》也是著名的作品。因以古文、小篆、分书三种字体刻经故又名《三体石经》。此石刻于曹魏正始年间（24任一249)，故名。曾与汉《熹平石经》同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上刻《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计约两千五百徐字。早在晋代《正始石经》已经崩坏，丧乱中没于土中，后世陆续出土，现仅存部分残石。北魏时江式（?一约523)作《论书表》，认为《正始石经》出自汉末魏时著名书家邯郸淳之手，称“陈留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史载邯郸淳师于曹喜，今观其中小篆纵笔出锋作垂露状，正是曹喜之法。江式的记载离正始不远，其本身亦为书家，曾受学于卫凯，因此其说可能是有一定根据的。《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一样，其目的主要是正文字、校经典。实用的社会功利动机减弱了书者的个性。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到曹魏时三体皆工的书家兼文字学家仍然存在，然在当时想已不多得了。
曹魏时的石刻，还有《高句丽刻石》(242)、摩崖石刻《李苞开阁道记》(263)、《鲍寄神坐、鲍指神坐刻石》(年代不详）、《鹤鸣残碑》(年月已缺）、《西乡侯残碑》(年月已缺）等。其中《李苞开阁道记》已具某些楷书用笔与结体的特征了。
三国时东吴的刻石作品少于曹魏，然却一石是一石的个性，较之曹魏石刻，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当高出一筹。其中著名者如下：
《天发神徽碑》，又名《天玺纪功颂》《吴孙皓纪功碑》，又俗称《三段碑》《三击碑》(图90).东昊天玺元年（276)立石。原石旧存江苏江宁（今南京江宁区）天禧寺，几经辗转搬迁，清嘉庆十年（1 805)三月毁于火。现南京天王府西花园内存有火后依拓本翻刻的复制品。宋代黄伯思《东观徐论》指出：‘，《天发神徽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皇象）书也。”。所谓若篆若隶，仔细分析一下’，其形构为篆，其纵画取古文垂针法。为东汉碑刻至魏《三体石经》时流千犷的篆书笔法，是为若篆者；其横画微见波势，起笔处则采用曹魏时流行的“折刀头法”体势上则取方整，亦别于小篆，是为其若隶者。由十此碑横、竖之起笔均用“折刀头法”纵画则垂针出锋，因而芒角外露，笔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形态，收世称。‘倒疏篆”“倒非叶篆”。可见《天发神谶碑》的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几表现出兼融锋锐瑰丽与雄伟奇崛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