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的数量众多，且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大量伪托的赝作，也有一部分较为可靠的传世名篇。比如，传为王羲之的《记白云先生书法》、《笔势论十二章》等，显系伪作，自唐代如孙过庭《书谱》以来即有定论，直至今天，还很难找出它不是托名伪作的证据。当然，从魏晋、南北朝分别来看，南北朝的书论可靠的较多，而东晋因为有一个书圣王羲之名头甚高，又加之自唐以来推崇备至，自然易为后人借名托伪。要清理这一时期书法理论，是一部严肃的书法理论发展史所必然要做的工作。但限于传世资料太少，要清理又往往使人望而却步，徒叹奈何。我们所谈的是书法批评史而不是理论发展史，因此我们可以从整理观念入手，将那些目前限于条件还无能为力的研究课题暂时先挂起来，着重讨论一些有价值的观念现象。当然，对传世文献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态度，将确定是假托的先行剔除，对于真伪参半的文献，则剔除其没有观念价值的一面，对当时可能拥有的思想、观念作一清理与展开。我想在目前，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迫不得已的办法。
书法创作与风格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理论、批评史上的魏晋时代，传世篇目的可靠程度也有很大问题。东晋时代传世名篇中，以王羲之与卫夫人的论著最为引人注目。王羲之的情况既如上述，卫夫人的情况则稍有不同。《笔阵图》或疑为王羲之撰，或疑为六朝人托名，更有以为唐太宗时所作，但因为其流传甚广，因此它又已成为既成事实并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影响很大。此作在内容、叙述方法上甚有特色，因此，我们姑且将它系于卫夫人名下。在西晋索靖《草书势》、卫恒《四体书势》等书赋、书史以及蔡邕的《九势》之后，《笔阵图》的成功价值，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是具有充分的批评史意义的。
《笔阵图》的侧重点放在对线条的研究。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即是出自卫夫人的《笔阵图》。从蔡邕到卫夫人可以形成一条线，那么从《九势》到《笔阵图》也是技法理论系统的一条线，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它意味着书法的创作和书法的实践成果在逐渐地被积累起来。蔡邕的《九势》谈到的是具体的技法，如藏头、护尾、力在字中，讲的是技巧，这个技巧感觉是以一种平白的语言来叙述的，但到《笔阵图》“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这样的话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主体的观赏的感觉。两种感觉显然不一样，而《笔阵图》所采用的语言也是一种比喻式的，这种比喻式的语言比较接近于书赋的方式，只不过不采用赋体而已。两者相比，还可看得出汉、晋“书赋”与《笔阵图》之间特别在技巧理论方面的一脉相承。后汉时期的“书赋”与两晋时期的“书赋”的内在承传痕迹据此也隐约可见。它们都强调一种感觉与形象描绘，“高峰坠石”也还是一种比喻，和平白的直接的叙述，如蔡邕《九势》的藏头护尾相比，还是不一样。
除了用比喻的方式作技法的概括和叙述之外，卫夫人还谈到了其他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她认为“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意”是构思、立意，应在前，用笔应在后，这区别阐述了书法创作中意与笔的关系，可被看作是书法走向自觉的初步前提，像这样的前提，并不是随手即可得到的，这是第一个结论。
其次，我们可以把这个“意”看作是一种创作的构思。这是今天的看法，在古代特别是注重技巧方面的时候，它却可以指基本的法度认识。可不可以这样说，是先有了法的规定的认同，然后才能有法的执行。意前笔后的“意”，指的是基本法则技巧和立足于其上的创作构思，它意味着当时法度已经确立。这是第二个结论。法度的完备从历史上说应该是在唐代，于是，卫夫人的《笔阵图》后来引起了各种争议。有人认为《笔阵图》实际上是经过了唐代人的改造。比如，唐大宗讨论书法时，常常喜欢用打仗来比喻书法，所以后人认为卫夫人《笔阵图》可能原来没有，只是唐太宗自己写了以后假托前贤的理论；或者也有可能原来是卫夫人写的，但这个名字是后来给取的；或者是后来人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改造……无论它是出于唐代人之手还是经过唐代人的改造，从此文用比喻的方式对线条进行阐述与关注的种种现象来看，我想，说卫夫人原文存在，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唐代书法理论如果是研究线条的话，不可能绝对采用这样的方式，而是要比它成熟得多，老练得多，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比喻的描绘方式。比喻的方式是汉晋书赋特有的，并随着赋体文的逐渐消失而衰退。到了唐代，这种文学现象没有了，当然不会再出现重蹈旧辙的情况。所以我想，也许这个七条（即“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是卫夫人原有的，而前后的文章可能是追加的，题目是追加的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