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论繁荣的先决条件，有如下几点：其一，书法的艺术实践，明白说，便是书法的创作实绩如何；’其二，学术思想，包括哲学、史学、美学等的发展状况；其三，社会关注的程度；其四，印刷技术的进步。
康有为说，书法的流派，至宋已大备。经汉、南北朝及唐这三个高潮，书法艺术到了宋代，已极繁荣。珍品瑰宝，虽经历朝战乱，宋内府所藏，仍赫赫可观。在理论方面，隋前，多纠缠在单纯意义的“法”上，经孙过庭、张怀瓘等的努力，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灿烂的成就。唐前大师，寥寥可数，至唐，颜、柳等突起，群星并照。不论各种书体，无不有杰出的大师以昭榜其流派。谈到学术思想，宋也极繁荣、活跃，理学、佛学的研究都有极太成绩。各种学术派别，并存当世，而社会也以书法为用，或假以养性，或假以修习，或施之于实用，或借以为遣兴娱乐，或竟凭书法而邀宠争誉，真是五花八门。
宋代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记录，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我国的读物，最初是刻铸于甲骨金石，或书之于简牍绢帛。到了隋、唐时代，有了雕版，雕版虽较之传写镂刻为易，毕竟要按书刻板，工艺很繁杂，而且效率亦不高。至宋仁宗时，活字印刷术发明了，于是，技术的进步刺激了学术的繁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版。”
我国书籍的形制，宋以前，多为简册卷轴，其后演为单叶，朱人的书，已近似现在的书籍了。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清季发内阁藏书，宋本多作蝴蝶装，直立架中如西书式。”
技术的进步，激起了社会需求的扩大，于是印书的坊肆大增，书籍的印刷量大增，官私的藏书也大增，这又反激起一般文人著书立说的热望。
前此，我国的书籍，多数是严正的经典。至此，则闲书，“无聊书”，各种笔记体的杂说、轶闻、志异、传奇以及诗话、词话、画论、书论，因得技术进步的有力帮助而呈空前的大繁荣局面。在余绍宋伟画书录解w中，包括散佚和存目未见的在内，书画的专论著述即近百种。而更大量的是各种题跋、信札、表奏以及散见于各种笔记中的记述和其数难以胜计的论书、论画诗。事实上，如东坡等人的许多重要的书法见解，都是以诗的形式道出的，这些押韵合辙的精辟论说，往往具有观念革命的重大价值。
从大的趋势看，宋人的书法思想，在实质上是对守法的唐人体系的反动，近乎一个美学思想的解放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米莆的激烈言论中，在沈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言论中，都看出一个精神，即开拓新的美学天地，确立异于前人的书法思想。
这种辩证的历史发展，是与整个文学艺术的“解放”运动相一致的，尤其与文人画的理论开拓关系密切。具体地说，欧阳修、沈括、苏轼、米芾等人在理论上奠下了基础。
欧阳修（1007年一1072年）是太宗、仁宗时代的人，位高才隆，是北宋学界的泰斗。当时有一种说法，文人们不怕杀头，就怕欧阳修的一句褒贬。因为他的一句话，便足以成就或毁败一个文士。苏轼之脱颖而出，正是欧阳修之力。
唐人视书法，十分严肃，而宋人则以游戏观之。欧阳修很称赞苏子美“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的说法。他以书法为“消日”之乐，说“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在绘画上，他倡导“得意忘形”。在文学上，他开启了有宋一代以轻快笔调抒情言志的新风气。
沈括（1030年一1094年）在其力著《梦溪笔谈》中列“书画”一门，他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与沈同时代的苏轼（1037年一1101年），在绘画理论上最终构建了文人画的理论框架，因而被康有为斥为“首倡谬说”的“始作俑者”。苏轼在绘画上的名言，众所周知，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书法方面，更高揭“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的大旗，他说：“貌妍容有肇，璧美何妨椭？”他以“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为快。要追求主观精神的快适，便不能不对拘守客观形状的理论开刀。
而真正大刀阔斧地批判古典美学精神的，要算米带。昔人谓米芾对古人讥贬过苛。实则，新流派的创立，往往对旧体系有“过苛”的批判。他点名道姓，几乎“骂”尽唐人。谓“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人俗品”，说“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对前代书法理论，他也同样“过苛”，谓“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辽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那么，他对书法作何观呢？他自称：“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