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领略了唐代书法理论的堂皇、恢宏的气度之后，再来看宋代书法理论，不免会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失落感。这就有点像我们研究书法创作史一样，看惯了唐代端严的楷书和那些丰碑巨额，再来看宋人那潇洒散逸的行草小札，尽管会惊叹它如此自由与不羁，羡慕士大夫们的脱俗格调，但立足于整个社会时代的高度来看，却立即会产生一种遗憾。毕竟这已不是个辉煌的时代了。有人把这归结为宋代重文轻武的倾斜政策，情况或许如此，宋代正是有序的文官系统在政治舞台上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时代。但仅仅是作出这样的结论，显然又是不够的。也有人认为是宋代国势积弱，对外屈辱不思进取，到南宋更是偏安江左一隅的原因。这也有一定道理，国势的虚弱的确对整个社会文化心态带来明显的影响，但好像也不仅仅于此。我想，与这些外在原因相比，更重要的原因是“士”的文化的全面崛起。士大夫的心理结构一旦投射到社会中去，立即显出它的软弱的一面来。当然，它自有积极的一面，但从书法创作理论或文学、美术等领域看来，艳词曼调之起于宋，而文人水墨画之起于宋元，表面上看起来都出于偶然，但其实都有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有社会文化心态方面的潜在规定。
我们高兴地看到，唐代书法创作与书论的同步现象，在宋代并未有根本的改变。整个宋代的书法理论，无论在传达创作实践的信息、反馈创作成果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应用与创作心理方面，都与书法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表明，在书法从唐以前官僚性格向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性格过渡的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批评并未游移于其外而是与之休戚与共的。明乎此，我们对宋代书法理论的发展特征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轮廓，这是讨论的前题。
宋代有专门的书法理论家和专著，也有在创作上很有成就的大师巨匠所写的一些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随笔短文，但在评估整个宋代的书法理论时，我们特别提出一个现象，提请加以重点把握：
唐代的书法理论具有一种宏大的体系，而到宋代，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广泛介入，整个书法理论开始出现了走向随笔化和小品化的趋向。这与宋代书法崇尚意趣，崇尚行书的情况相吻合。当然这并不意味宋代没有完整的书法理论。唐代有张怀瓘的《书断》，宋代有朱长文的《续书断》；唐代孙过庭有《书谱》，宋代姜夔则有《续书谱》，都是以“续”的形态出现。由于唐代书法理论太宏大，具有盛世气象和无与伦比的典范性，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可以说是出了个难题。而宋代人既无雄心超越之，也找不到一个新方法摆脱唐代体格而重新构建体系。在心理上即已有劣势，只好采用这种既能表达自己对经典的尊重，同时也表明一种正统而非野狐禅的“续”的方式。这些续文，有的比较有创造性，有的则比较平庸，当然《续书断》、《续书谱》对书法批评史的延续仍有它的独到价值。但如作为一种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成果则还不足，我们应认真区别对待其间的利弊成败。这里有一个时代的限制，和唐代走向体系化相比，宋代书论家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前面已有关于书法批评的各个方面的宏大成果，要开拓新的批评领域当然十分艰难。而如果不作开拓，势必局促于前辈的影响之下，很难有发展。我们看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会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对古代书法家作系统的整理。等我们再看到朱长文的《续书断》，我们就缺乏这种激动了。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这种模式，只不过是人家在做，你也这么做下去。张怀瓘的《书断》只到唐代的盛唐时期为止，盛唐以后的历史需要有人来整理以保证历史的延续性，《续书断》则承担并完成了这个工作，它一直叙述到宋初范仲淹、蔡襄、周越这一辈为止。如果没有朱长文来叙述这段历史，势必造成历史记载的中断或史料上的混乱，这是一个矛盾——批评方法与原来的《书断》并无二致，但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又不可缺少。所以，宋代的专业书法理论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亮度远远不及唐代专业书法理论家。我们是讨论书法批评史，因此不仅仅要着眼于文献的整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批评意识，而这种批评意识，在宋代专业理论家的队伍中间，展现得并不十分明确和充分，而在创作家、在一些书法大家中间却展现得非常突出。专业理论家的文章并不太引人注目，而创作家偶而发表的言论却十分引人重视。这个出人意外的对比，我想是理论走向纯学术的结果。当然它反过来又需要寻找创作方面的支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走向纯学术以后，和创作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对创作所能施加的影响也就越小。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循环，完全立足于创作，理论没有独立性，就无法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宏观地探究整个书法发展的过程、研究它的本质特征，但是，完全脱离于创作，当理论形成一定的模式，形成一种固定的方法以后，它又很难对自身进行突破。这时，它在保持自己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要不断地向创作吸收营养。书法批评与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就是这样一种互补互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