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代从帝王到文士，均保持着极高的书法热情。这种书法热情是当时社会文化热情的集中表征之一。甚至可以说，南宋朝野对待书法文化的热情，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北宋。
南宋的书法文化，主要表现在以收藏与鉴赏为核心的书法活动与学术活动上。这其中，内府与士人的法书收藏与鉴赏、金石学与方舆学著作对历代石刻的研究与重视、历代法书与法帖的辑摹与翻刻、以《兰亭序》历代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兰亭学”的形成，均是值得后世重视的几个方面。
北宋末年的文物之厄，使原有宣和内府的法书名画散失殆尽，“诏访天下遗书”成为南宋“中兴”之初国家文化重建的要务之一，禁中馆阁着力搜集历代法书墨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端。“靖康之变”所造成的晋唐法书几近毁失之窘境，使原本就以“文物之治”为国是、历代帝王重视法书的赵宋传统受到极大挑战，因此南宋王朝在建都临安后就开始着力于法书的收集与整理。与此同时，士大夫家族的收藏也不容忽视，相对于宜和内府庋藏散失严重而言，私家所藏却在仓皇南渡之余，珍护有加；榷场开边，散逸文物陆续有所露面，加之南宋晚期内府所藏陆续散出，南宋士人、权贵的书法收藏达到鼎盛之况。
传世法书墨迹之不足，刻帖便得以风行于世。墨迹的散失，导致原本就已经受重视的刻帖、金石学等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这是时势之所趋，也是文化之所趋。南宋一朝，禁中刊刻与士人辑摹法帖之风大盛，至少在数量上也是北宋无法相比的。仅就丛帖而言，南宋之刻就超过六十种之多；单刻法帖无法胜数，特别是《兰亭序》的翻刻就更多了，曾经收藏百本之多的士人先后就有数家。因此，从法书的流传推广而言，南宋刻帖之功巨矣。有收藏必然有鉴赏，有鉴赏必然有研究，于是刻帖研究之学兴焉，曾宏父《石刻铺叙》、曹士冕《法帖谱系》等应世而出。
金石学肇兴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为大宗。南宋金石学兴盛不衰，以李清照整理赵明诚《金石录》为先导，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陈思《宝刻丛编》在“金”与“石”上各自蔚为大观。南宋方舆学受到文人修建亭阁、题咏名胜之风的影响，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对各地名胜题刻的著录。与专门的金石学著作不同，方舆学著作关于碑铭摩崖以及扁榜的著录，在环境与内容的记载上更为详细，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等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这些著作，对于历经沧桑而已湮灭的名人书迹的记载，也为后世的书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南宋“兰亭学”的形成，既与法书流传有关，也与金石学兴盛有关。南宋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名士清流，在《兰亭序》真迹隐而临本行于世、临本少而刻本行天下、刻本杂而定武本贵于世的情况下，或鉴赏，或考订，或溯源，或辨伪，纷纷发表议论，桑世昌《兰亭考》和俞松《兰亭续考》集其大成。
总之，南宋的书法文化表现出两大时代特征：一是加紧对前代书法资料的整理，二是重视当代遗存的著录。
绍兴内府的法书收藏情况，起初并不十分理想。以所藏王羲之的作品为例，唐代贞观内府时期有三千六百纸；而在北宋宣和内府时期包括唐摹本在内也有二百四十三件；而到了南宋，赵构《翰墨志》记曰：“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裱轴字法亦显然可验。”所以，到了淳祐二年（1242)，李心传《兰亭续考序》载：“(王羲之）遗墨流传，无复苏、黄禁锢燔削之祸。历十二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爱重。所遭乃尔，绝艺果足以累人哉。然文皇（唐太宗）所储丈二之轴至三千六百纸，而更六百年，复古殿中所存才两行耳。今仙驭上宾五十六载，所存两行又不知安在。则右军真迹遂绝于世矣“。
绍兴元年（1131)，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废坠无几，百司庶府不无阙者”。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绍兴十三年十二月，诏两浙转运司建秘书省于临安天井巷之东，以故殿前司寨为之，开辟“右文殿”、“秘阁”、“石渠”及三馆四库，高宗御书“右文之殿”、“秘阁”二榜金字牌，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并于此年六月迁新建秘书省于清河坊，从此，秘书省成为南宋内府收藏两宋历代帝王御书和历代名贤墨迹的主要场所。
据王应麟记：“(绍兴）九年二月十二日诏绍兴府天章寺：‘祖宗御书，令守臣取进‘。先是，建炎四年巡幸江浙，御书凡五百五十卷轴悉留于越，至是诏取焉“。这五百五十卷轴就是随赵构南渡的北宋历代帝王御书，但这些御书并不在《宣和书谱》的记载范围。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内府（秘阁）所藏的数量增加到了“御札六百七轴，三十五册，五道”，增加的或许多是宋高宗御书。而宁宗朝嘉定年间，秘阁所藏御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陆续进藏了“六百五十二轴，十一册，挂屏、扇面九十有九……续张守、孙拭上高宗皇帝御札二”，增加的又显然是高宗、孝宗、光宗以及宁宗的御札。至于以后的情况，文献记载阙如，情况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