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曹魏所灭后，出现了四十余年三国（魏、蜀、吴）鼎立的局面。战争频仍，影响文化艺术的发展。所不同的是书法作为一种随实用需要而存在发展的特殊形式，纵然当时戎马控惚，仍继东汉之绪向前发展。三国时期，刘蜀地处边睡，不大关心书事。仅诸葛亮稍有书名；孙吴书家不少，皇象、苏建均是杰出的代表，《天发神文件认座谶碑》、《神国山碑》，可谓雄奇古崛，无有匹比，楷书《九真太守谷朗碑》、《葛府君碑》也都是佳品；三国中书法艺术有长足发展的当数曹魏，以致书史上常只称魏或与书艺更为繁荣的晋代联系起来，合称魏晋，其原因也在于此。
魏武帝曹操的字是否真写得好，不见真迹，未可妄评，但他喜书法，爱惜书法人才，倒是史有所载。史书上还流传他以五灵丹救活因得不到蔡a笔法而捶胸致死的钟ol的佳话。遗存至今并能确认为魏书的《黄初残碑》、《十三字残碑》、《卢江太守范式碑》、《王基断碑》等，力劲气厚，不减汉代遗风，却还不知捉笔人是谁。由此可以想见曹魏时期书家之多，书法成就之高。
日常使用的字，魏初仍为隶体，而后逐渐为真、行所取代。《葛府君碑》可能是书史上第一次用真书写成的碑文。从西晋永康元年写本《诸佛要集经》和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看，可以发现在随笔势、手势速写、便写而使隶体不知不觉变化的情形：除了隶体的碟笔还有所保留外，原隶体中左边下弯之笔，已顺势掠出，成为被以后称之为“撇”的笔势；原来的碟笔，也逐渐变成了“捺”或“斜钩”;“点”也不再是有意为之的楔形，而成随笔势在不同位置落驻，俯仰生动的形势。若再将字的笔画简化、结构草化，就变成草体；将这些笔势依运笔之势规整化，就距正书不远了。自汉代由篆隶草书而成的草书以后，利用草书的笔意和篆隶一般齐整的字势，刘德升顺时应势创造了正书。正是书写便利符合实用又有其审美效果，正、行、草诸体便在实用中取代篆隶有了日益精熟的形式风貌。
纸张虽在汉代前就已发明，可能和绪帛一样，尚不能大量生产和广泛运用，因此直到西晋，一些边远地区还在使用木简。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故址，还发现西晋留下的木简书，其上的字迹极似行草、行楷和草书，与汉简比，已无带碟之笔，说明西晋时，正、行、草体已广泛使用了。
西晋出现了一大批书家，成公绥、卫恒、索靖等人是其杰出代表，他们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书艺创作方面，而且对书艺也有自己的理论思想，对书法的起源和发展原因、对不同字体艺术的审美特征，都有自己的见解。
永嘉之乱后，拓跋硅建立起北魏，重视书事，盛行立碑，造就了崔悦、虞湛父子等不少书家。在北方民族强悍勇健的精神气格熏陶下，形成了与西晋迥然不同的雄浑拙重的书风。晋室东迁，苟安江左，门阀贵族哀叹“人生几何，譬若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正由于此，所以他们执著于现实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追求，不再有秦汉人的伟思宏愿，不崇尚先贤与志士。作诗，不再如两汉歌英烈之功，颂先王之德；作画，不再是战功赫显，炳彰千秋的高人志士；写字，不再为树碑立传，传之千古，而是随咏叹感哨，抒发情志。饮酒、吃药、炼丹，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借黄老之说，展示各自的才智，品鉴彼此的风采。高标的情致，脱俗的言行，超逸潇散的艺术韵度，就是时代的审美理想。自然在现实生活中，首先会显露出超然不群、徜徉自得、精神重于形骸、气格大于本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东汉以来那种重道德、讲操守、守节气的人物赏评，转为对人的才情、气格、风貌、天分等的品藻。而自然景物美的观照，成了品藻人物精神气度和言谈举止的参照系“朗朗如明月人怀”、“谡谡如圣力松下风”等等，于是艺术上“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被提出来了。书法以其抽象的形式，将这一审美心态外化，将超逸自若的精神与妍媚悦目的形式统一起来，成为反映时代审美情致最理想的形式。而这些崇尚“通脱”放浪形骸的士子，以其深厚的文化素质借这一形式所表现出的“天然”与“工夫”，也为历代书家难以企及而备受推崇。其所谓“韵”，正是这通脱的心态、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坚实的工夫的最佳统一。因此，晋代的书法成就，是时代造就了书家，又是书家创造了书法史上的这个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