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赵构禅位，这是他的书法活动和书学思想的分水岭。
赵构晚年的书学观集中体现在传本《翰墨志》一卷，但其早年的论书之言却未能集中呈现，而这部分言论恰恰反映了赵构前期的书学观。只有把两者集中在一起加以考察，才能更好、更完整地理解赵构的书法观，了解他作为书法家、书论家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为此，我们主要根据宋人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的著录，钩稽了赵构在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与群臣论书时的言论和题跋文字。兹按时间先后编次如下：
操觚濡墨兮，中有杀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
揽定武古本《兰亭叙》，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又叹斯文见于世者，摹刻重复，失尽古人笔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钩摹，别付碑板，以广后学。庶几仿佛不坠于地也。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书。
近有进先帝御札者，宸翰、小玺，皆人伪为之。
茧纸鼠须，真迹不复可见，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无不满人意。此帖所宜宝也。复古殿书。
闻知会稽县向子固有褚遂良所临《兰亭叙》，后有米芾题识，卿可取进来，欲一阅之。十四日。付孟庚。
其间甚有可议，如古帝王帖中有汉章帝《千文》。《千文》是梁周兴嗣所作，何缘章帝书之？举此一事，其他可知，岂不误后世学者！
世人以《十八章》童蒙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皆出乎此。朕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
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奇踪既泯，石刻亦工。临仿者谁，鉴明于铜。
右军摛华，复绝今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
按，本条与上条在内容上似乎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但因有相关墨迹传世，且传世情况极其复杂，兹特为略考如下：此条
又见《宋拓晋唐小楷九种》册中的“海字本“《乐毅论》一帖后配之页，还见传为北宋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摹勒的伪刻本《戏鱼堂法帖》卷四《兰亭序》后摹刻，但此两丛帖所篆者，仅见题赞正文三行二十四字，字迹、行式与《余清斋帖·续帖》所摹一致，而无署款一行“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字样。然而，今藏上海博物馆藏的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本，后接该题赞墨迹四行，首句作“大令摛华”，其余字迹、行式与《余清斋帖·续帖》所摹一致。也就是说。以上诸种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对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等以为：上海博物馆藏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本后的宋高宗题赞，“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二字系挖去原文改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它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则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明万历间”。又认为：“又卷前尚有一纸，上有朱文乾卦（圆）、‘德寿’、‘绍兴’(二，连珠，高宗印玺）、‘奉华堂印’(高宗妃刘氏印）等五印，皆真。应与高宗后赞同处移来（不知原为何帖）。”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高宗此辞，本为题赞王羲之（右军）法书而作，至明代万历“万历甲寅夏六月”(1614)吴廷摹勒《余清斋钻·续帖》时（或早在此前），已经被移植到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本之后，“成为”题赞王献之（大令）书法了。而据现存墨迹卷后王肯堂的题跋可知，当年的吴廷（字用卿）正是该卷墨迹本的收藏者。又过了若干年，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本的拥有者（或即吴廷的从兄弟吴新宇），可能考虑到题跋所赞“文不对题”，遂将原本墨迹中的“右军”二字挖改为“大令”，从而成了今天的样子，并在“明天启四年夏四月”金坛王秉錞（字和声）辑摹《泼墨斋法书》十卷时，刻入卷四。故上引徐邦达“王肯堂刻《泼墨斋帖》”云有误：《泼墨斋帖》非王肯堂刻，王肯堂于万历三十九年（1161)编辑者乃《郁冈斋墨妙》十卷，其并未收入《鸭头丸帖》。又，考虑到宋高宗赵构曾多次称赞并临写王羲之《兰亭序》的经历，且《兰亭序》的声名正堪称“冠耀书府”，而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晋唐小楷九种》之“海字本”《乐毅论》后的宋高宗题赞书迹一页，有后人从其他摹刻处装配的可能，故而味文意，此条题赞极有可能就是宋高宗当年欣赏内府王羲之《兰亭序》的某一“定武”拓本而作，后来该拓本可能被赐出或散出，而后人妄加移配于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本后，进而挖改二字而成今貌。
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
王羲之《乐毅论》，正书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模出，字法奇古，全是（下阙）……(废）帝，后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所重，常加宝惜，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处处寻访，累载方获。此书留意运功，特尽神妙。
早来，郑幵奏《兰亭》，后不见黄庭坚，谭稹语言乃是庭坚作字画，非。今幵来奏，并是稹书方是。
(米）芾虽无事业见于世，至于字画，古今一绝也！
